0 引言

1949年，新中国诞生时我国全国的水电装机和年发电量仅为36万kW和12亿kWh。然而70年后的今天，我国水电装机和年发电量已分别超过了3.52亿kWh和1.2万亿kWh，均占到了全球的1/4以上。值此庆祝建国70周年之际，非常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水电如此巨大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经历了哪些艰难和曲折？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

1 砥砺前行 新中国水电发展的历史脉络

1.1 百废待兴 艰难起步

新中国的水电事业应该说从1948年就开始起步了。东北解放之后我国首先对日伪时期建设的丰满水电站进行了维修、加固和改扩建工作。丰满水电站的改扩建不仅为当时的东北发展和解放全中国提供了保障，而且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水电的技术骨干。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水电工作者不仅开展了古田溪、永定河、以礼河等中小河流开发规划，而且还设计建设了狮子滩、黄坛口、上犹江、佛子岭、响洪甸等一批中小型水电站。这些中小型水电站以工期短、投资少的优越性，满足了地方发展的需要。

当时的中国水电和整个国家一样，不仅家底薄，还面临国内生产资料奇缺、国际经济封锁等重重困难。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水电工作者还是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启了我国水电的艰难创业历程，尽管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新中国的首座大型水电站应该算是黄河上的第一座水电站三门峡。这座治理黄河的控制性工程是由当时的苏联援建的。由于苏联专家本身没有高泥沙河流的治理经验，加上当时的社会普遍受到了“人定胜天”的左倾思潮影响，导致三门峡工程的建设出现了较严重的失误。工程建成之后，由于泥沙淤积严重，不能按照原设计蓄水发电。为此，三门峡不得不进行重新改造。然而经过反复的探索，我国的水电工作者不仅总结出了“蓄清排浑”等一系列适合高泥沙河流的开发运行的经验，而且也认识到水利水电开发过程中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多么重要。这使得我国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较其他行业，较早地摆脱了冒进思潮的影响，为我国水利水电事业的科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此后，由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大型水电站新安江，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安江水电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主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也是我国第一座百米高的混凝土重力坝。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不仅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设计目标，而且还结合我国的国情，实现了不少重大的技术创新。如宽缝重力坝、坝后式厂房溢流等，这些新技术为我国的水电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

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长江上葛洲坝水电站的建设，标志我国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葛洲坝水电站不仅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水电站，而且还是在长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仅就其工程截流的难度而言，就已是空前绝后的。当时葛洲坝电站270万kW的装机容量和140亿kWh的年发电量，约占当时全国水电的三分之一，为我国华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保障[3]。

此外，在我国水电开发的起步的20世纪50年代，水电开发建设和管理体制也逐渐发展成熟。全国相继在北京、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和中南等多地建成了几座大型的水电专业设计院，国家在燃料工业部下面还专门成立了水电总局。加之当时的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开发水电，在这种优先开发利用水电的国际潮流下，1958年的《人民日报》还公开倡导过，我国的电力工业应该实现“水主火辅”的方针[4]。不过，我国当年的水电优先的大好局面，随着1959年全国水电的总负责人卷入了“庐山反党集团”的斗争，而遗憾地画上了句号。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国的水电很有可能也会和世界的很多发达国家一样，得到优先的发展。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发电能源的主力。

1.2 改革开放 加速发展

1.2.1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1978-1983）

这一阶段主要是在“文革”结束后开展的恢复工作。一是水电设计和施工管理，由“文革”期间的下放到地方，恢复到上划中央管理。各大水电研究院、设计院纷纷恢复重组。与此同时，各水电施工企业也开始对被“文革”打破的各种管理规章制度的修复，国家也开始探索水电项目由施工企业实施承包。

1.2.2 投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1984-1993）